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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武汉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当代政治哲学前沿暑期学校”系列报道之二
发布日期:2018年08月07日 02:34  点击数:

“当代政治哲学前沿”暑期学校系列报道之二



201882日,“武汉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当代政治哲学前沿暑期学校”开始了第二天的课程。

  

上午九点,Moss教授接着昨天的话题,为学员们带来了主题为“气候与危害”的讲座。首先,Moss教授带着大家回顾了昨天的讲座内容,重点回忆了有关碳排放分配正义问题的四点原则:历史责任、从伤害中获益、赔偿的能力以及人均平等。Moss教授引导学员们思考这些问题,关于碳排放的分配问题,我们分配的到底是什么?谁该为碳排放付钱?谁又会从中获益?我们最好的应对措施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协商,而协商又该由谁负责,由政府还是非政府组织参与?这些问题引起了学员们的热议,也让学员们对这次讲座的内容充满了兴趣;接着,今天的主题正式开始,Moss教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个出口国家需要为碳排放负责吗?这个问题就引出了后面的另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计算碳排放量。Moss教授给出了这样几种计算方法,一是凡是在国内产生的都应该算这个国家的碳排放,二是只要是燃烧这个国家的煤炭产生的二氧化碳,都算做这个国家的碳排放。Moss教授以枪支为例来进一步解释这个问题,如果你用枪杀了人,而这把枪是我卖给你的,谁应该为这件事负责?最后,这次讲座重点讨论的就是伤害原则。当我们可以避免时,我们不能做会明显伤害别人核心利益的事,不伤害他人核心利益应是我们行为的约束。对于这个原则,学员们踊跃提问,有学员问到,假设我在你这里买枪杀了人,但是你并不知道我买枪是为了去杀人,你还应该负责吗?正如你将煤或者油卖给我,但你并不知道我用来做什么,并不知道会不会产生大量的碳排放,你还应该负责吗?Moss教授给出了这样的回应,他认为是否知道购买者的购买意图值得讨论,但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前提是知道买枪为了杀人和购买煤用做工业燃料。又有学员追问,你能预测买者购买煤是为了干什么,但这也只是预测,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只是预测而不是事实。Moss回应,只要有充足的证据让我们相信煤被用作工业燃料,我们就可以这样预测,不需要百分之百的确信。讨论很热烈,讲座结束后,仍有许多学员向Moss教授请教。

  

下午的第一场讲座由Patton教授和Moss教授一起为大家带来,Patton教授讲座的主题是关于历史的不公正性。Patton教授重点介绍了Jeremy WaldronJeff Spinner-Halev的相关思想,Waldron认为关于历史不公平性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对于过去发生的不公平的判决要求赔偿,是对过去错误的补救;二是由于过去的行为导致的持续不公正,特别是由于过去非法侵占土地而继续存在的不公正现象。Spinner-Halev认为当过去的不公平持续,并继续影响现在时,过去不公平的历史就显得很重要。Moss教授接着为学员们带来了主题为历史的责任性的讲座,讲座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一是如何保证碳排放预算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二是如何评价历史原则。在两位教授的发言结束以后,学员们都踊跃提问,有学员问到历史的不公平性和历史的责任性的区别和联系在哪里。Paul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注意代际之间的不公平性。又有学员提问,这里所说的责任是道德上的,还是法律上的,Jeremy认为这里讨论的是道德上的责任,学员又继续追问,如果是道德上的,可能有些国家的人民对这一问题根本不了解,比如非洲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Jeremy认为我们这里讨论的前提还是当下我们大部分已经对环境问题有了意识。整个讨论环节十分激烈,学员们都获益匪浅。

  

下午的第二场讲座由Steinvorth教授带来,他讲座的主题是中国传统中的精英政治和民主政治。讲座主要讨论了中国人和西方人分别如何看待中国特色,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特色又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存在怎样的不同,Steinvorth教授特别提到了中国的科举制度,还讨论了个人权利问题。Steinvorth教授通过介绍梁启超在中西方文化比较上的部分观点,来向我们展示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差异。最后,Steinvorth认为中西方的差异不在精英制度或者民主制度上,而在于双方对于个人主义的理解和认识。Steinvorth教授也解答了学员关于中国的科举制度和柏拉图理想国之间的区别等问题。学员们对这一与自己国家有更直接联系的问题十分感兴趣,发言十分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