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名师荟萃 Demeanor

怀念洪谦先生
发布日期:2016-11-06 20:04:22 浏览次数:

 李步楼

洪谦先生是国际著名的哲学家,逻辑经验主义的“维也纳学派”中唯一的中国成员。他在1948年至1951年曾经担任过武汉大学哲学学系系主任。今天,在我们隆重庆祝武大哲学系建系74周年、重建40周年,回顾它的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时,我们更加怀念这位学识渊博、毁人不倦,为我国西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的杰出学者。

  洪谦先生生于1900年10月21日,安徽省歙县人。青年时期,在东南大学预科求学时,所写的关于王阳明的文章受维新派人物康有为的赞赏。康推荐他去拜梁启超为师。1927年,由梁启超推荐,安徽同乡会资助,洪谦去德国留学,先后在耶拿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物理、数学和哲学。后由著名的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莱兴巴赫(H.Reichenbach)推荐,洪谦于1928年到维也纳大学师从卓越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M.Schlick),并参加维也纳学派每周星期四晚间举行的讨论会,成为维也纳学派的成员,结识了凯尔纳普(R.Carnap)、纽拉特(O.Neurath)、克拉夫特(V.Kraft)、魏斯曼(F.Waismann)等著名哲学家。1934年洪谦在石里克指导下完成了题为《现代物理中的因果问题》的博士论文,并获哲学博士学位。1934年,石里克被一个患有精神病并为纳粹服务的学生所枪杀,此后,维也纳学派成员由于不堪忍受纳粹迫害而纷纷流亡国外。1937年,洪谦回到中国,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讲授哲学,重点是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并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关于维也纳学派科学哲学的大量文章。后来,他把这些文章和讲稿编成《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于194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在中国第一本系统介绍维也纳学派思想的著作。抗战胜利后,洪谦于1945年至1947年在英国牛津大学新学院任研究员,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1947年回国,在中山大学任教。1948年,武汉大学请他当哲学系主任兼教授,至1951年。

  据有的老先生回忆,洪谦先生来武汉大学,是由英国文学专家吴宓先生推荐的,加之他在西南联大时就是有名的教授,所以,他来哲学系当主任,是当之无愧的。当时,人们认为,由一个具有极高的自然科学造诣、坚持维也纳学派的科学精神的哲学家来主持哲学系,一定会给这个系带来一股清新的学风。在洪先生来武大之前,哲学和教育学是合在一起为哲学教育学系。洪先生来了以后,才单独设哲学系。原有的哲学教师很少。洪谦先生以极大热情聘请学术水平高、有名望的教师。当时,他请到武大哲学系来任教的有江天骥、陈修斋、张世英、晏成书、石峻等先生。加上原来在系里的周辅成、程廼颐等先生,这样,哲学系的教师阵容就比较强了。他们从事的专业门类包括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等。洪先生学识渊博,为人处事谦虚谨慎,热情诚恳,在教师和学生中很高的威望。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转入战略进攻,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洪先生对于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欺压人民非常痛恨,而对共产党和她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抱欢迎态度。在面临历史的转折和个人重大抉择的关头,他毅然站在拥护人民革命的一边,并积极为新中国服务。由于洪先生在教师和学生中威信很高,所以当他于1951年调往燕京大学时,许多学生和教师都不让他走。

  洪先生对武汉大学哲学系是很有感情的,记得我在80年代初去看望他时,谈到武汉大学哲学系时,他随手从他身旁的书架上拿出一份当年武大哲学系教职工的花名册,并说起他在武大哲学系当过系主任,还询问他所熟悉的在武大工作的一些教授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只是这时,我才知道他在武大工作过。80年代初,洪先生是70多岁高龄的老人了。他有一次从北京到武汉华中工学院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出国人员的集训,虽然时间很紧,但还抽空到武大哲学系看望陈修斋、江天骥、杨祖陶等老先生。

  1951年,洪谦调往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在洪谦先生主持下,编译并出版了包括《古希腊罗马哲学》、《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等在内的多卷本《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这套书至今仍是我国学者和教学研究部门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必读的一套完整参考书。60年代初,洪谦又主编了《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书中精选了包括意志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直觉主义、逻辑实证论、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等9个重要流派的材料。从该书出版(1964年)到年代初一直是我国高等学校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的人员的一本主要的参考书。

  改革开放以来,洪谦先生虽已年逾古稀,却重新焕发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的青春活力。他深感过去失去的时间太多,便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加倍地工作。为了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他将原来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加以扩充、修订,篇幅增加到一百多万字,流派从原来的9个增至12个(增加了现象学、结构主义和诠释学),代表人物由23个增加到49个,书名改为《现在西方哲学论著选辑》。这是一项浩繁的工程。除了这部书外,洪谦先生在这一时期还主编了《逻辑经验主义》(上下两卷),和牛津大学的麦吉尼斯(B.F.Mcguinness)一起主编了《石里克论文集》(英、德文版)。他还写了论述逻辑经验主义的一系列重要文章,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其中一大部分收入了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中。

  这一时期,洪谦积极参加了许多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除了经常会见来访的外国学者外,还多次出国访问,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如国际维特根斯坦哲学讨论会、石里克—纽拉特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还应牛津大学皇后学院、三一学院和奥地利格那支大学的邀请,参加研究讲学工作。1984年维也纳大学特为洪谦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50周年举行庆祝大会,并向他颁发荣誉博士证书。该校马特尔院长在邀请信中称洪谦先生“在哲学上,尤其在维也纳学派哲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86年他应邀到日本东京大学进行学术访问。1988年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有我国港、澳、台地区和内地学者共同参加的“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讨论会”,在会上作了《关于逻辑经验主义的几个问题》的讲演。随后又应邀到香港大学作学术访问。本来,他还打算再去英国、美国访问,但因身体不好,家人劝阻,终未如愿。他本拟于1992年再度赴香港作学术访问。不料,1992年初竟一病不起,于2月27日与世长辞。遵照他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先生逝世后,中国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哲学研究等报刊都发表了讣告,悼念这位享有巨大国际声誉的哲学家。

  洪谦先生为人谦虚和蔼,淡泊名利。他最喜欢的格言是苏格拉底说过的“我自知我无知”。他生前不喜欢人家为他祝寿,搞铺张浪费的排场和不切实际的颂扬。他也不愿接受别人馈赠的贵重礼品。有一次一位国外朋友在拜访他时,曾表示要送他一辆高级轿车,他婉言谢绝了。他逝世前对亲属说:我没有为你们留下什么遗产,只有一屋子书。这些书不要随便卖掉。80年代中,他的学生和朋友建议他将40多年来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讲稿编成一本《洪谦文集》,他说,不要用“洪谦文集”这个名称,就叫《存疑集》吧。其意大概是说,这些文章的是非曲直,由后人去评说。

  洪谦先生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尽管他是国际知名的维也纳学派成员,但他在解放前夕,仍依然回到国家,特别是“文革”运动,受过诸多磨难,但他爱国之心,报国之志丝毫未减。改革开放以来,他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繁荣和发展,感动由衷的喜悦。他在对外交往的各种场合,都自觉地维护祖国的尊严和荣誉,从不做任何有损国家形象的事。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中外文化交流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