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历史与传承 History

【光明日报】陶德麟:笔有雷鸣道不孤
发布日期:2016-11-17 21:20:10 浏览次数:

编者按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一项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工程、生命工程、基础工程。工程实施近十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大批专家学者为之忘我投入、鞠躬尽瘁,尽显坚定信仰与火热襟怀。工程首席专家陶德麟便是其中一位。自从青年时代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便在这条通往光明的道路上辛勤跋涉,不断摘取真理的硕果。通过他的人生故事,我们看到了一个资深理论工作者的上下求索、不懈探寻,也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感召世人、催人奋进的恒久光辉。

  陶德麟的哲学人生,每个节点都充溢着胆识与锐气——

  24岁,初涉哲学便锋芒崭露,撰文批评前苏联哲学家的权威著作《简明哲学辞典》,向苏联哲学教条主义发起有力一击;

47岁,历经磨难后信念弥坚,积极投身反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斗争,“顶风”参加真理标准大讨论,用一篇篇旗帜鲜明、论述严密的文章持续发声,在讨论中占据重要一席;

陶德麟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 王斯敏摄

  82岁,年至耄耋却思考日深,融毕生思考入一篇短文,呼吁践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把一切判断和措施都交给人民群众的实践去检验”,引发了湖北社科界乃至全国的热烈讨论,其效应一直延续至今。

“笔有雷鸣道不孤”,这是多年老友、哲学家陈先达教授对他的评价。

 

 

  得遇恩师露峥嵘

  “搞马克思主义的人要有坚持真理的品格,不能像摆摊的小贩,天晴把摊子摆出来,下雨就收摊子。”

——恩师李达的话,影响了他一生

  1953年,一个寻常春日。青年陶德麟迈进屋子的脚步,忐忑而凝重。

  屋中一榻,一病弱老人半躺于上,清癯的脸庞因高烧而显憔悴,双眼却清亮有神。见到陶德麟,他招手示意年轻人坐在身旁,开始了一场决定了陶德麟人生走向的谈话。

  这一年,是李达就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第二个年头。作为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先驱者,他有着多病之躯盛放不下的宏图伟志。他对马克思主义各个领域都造诣精深,但最关心的还是哲学。他需要一个年轻而得力的助手。多方考察后,即将毕业的陶德麟成为最佳人选。虽然这个年轻人读的是经济而非马哲,但表现的资质令李达青眼有加。此番找他前来,便是特意商谈此事。

  要不要改换专业?这对陶德麟几乎不是问题。他早在中学时期就涉猎过一点哲学,进大学后又精读过李达的哲学名著《社会学大纲》,还硬啃过《资本论》第一卷,学习笔记便是明证。

陶德麟当即表示服从安排。欣慰之余,李达以父辈的深情与他倾心长谈。

  “搞马克思主义的人要有坚持真理的品格,不能像摆摊的小贩,天晴把摊子摆出来,下雨就收摊子。”话语像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

从此,李达有了一个得力助手,哲学园地多了一位辛勤的躬耕者。

1958年7月陶德麟随李达在青岛写作时的合影 (资料图片)

  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自学中外哲学史,以哲学眼光考察现实……一种奇妙的感觉在陶德麟心中升腾着。他感到,很多曾困扰自己的“问号”逐渐变成了“惊叹号”——

  他的父亲,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参与者,后因保护被通缉的共产党员、力主国共合作抗日而不见容于当局,愤而退出国民党,五十多岁就困厄病逝。父亲在追求什么?自己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告慰其英灵?

  他的少年时代,热血善思,常在周记中抨击时局、探寻民族之出路。胡适讲演《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他如饥似渴去听,却对其政治观点很不满意。但,其谬误何在?什么样的理论才能擦亮这双苦苦寻找的眼睛?

  现在,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了他批判的武器,照亮了他苦心求索的那条道路。

  1955年夏,陶德麟写了题为《关于“矛盾同一性”的一点意见》的论文,投给《哲学研究》。翌年2月,文章刊发,立时引起轩然大波。

  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篇“大胆”的文章——

  批判锋芒直指罗森塔尔、尤金合著的《简明哲学辞典》,两位作者皆是前苏联的科学院院士。在那个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此举无疑是挑战权威。

《辞典》中“矛盾同一性”的释文把“同一性”定义为事物、现象同它自身相等、相同的范畴,断言生与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战争与和平等根本对立、相互排斥的事物之间没有同一性。陶德麟明确指出这种观点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言论固然正确,却并非人人敢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唯物辩证法)1965年送审稿(资料图片)

  事实很快证明了他的批评是对的——19571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肯定了此观点;1958624日,毛泽东邀集一些学者,专门谈论此事。《辞典》的作者也接受了批评,在再版时对“同一性”的条目作了原则性修改。

牛刀小试,一鸣惊人。

 

 

  乐耘杏坛遭劫波

  “临歧自古易彷徨,我到歧前不自伤。心境长随天上月,如环如玦总清光。”

  ——突遭厄运,他以诗明志

  1956年,创建于1922年的武大哲学系中止四年后成功重建。时年25岁的陶德麟登上讲台,很快得到了学生们的喜爱。

  “陶德麟、萧萐父、康宏逵三位先生是当时哲学系讲课最‘叫座’的青年教师,被誉为李达的‘三面红旗’。其中,萧慷慨激昂,康旁征博引,陶老师则是严谨细致、娓娓动听,还特别善于联系实际,记下来就是一篇文章。”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王炯华忆想当年。

  课还讲到了校门之外——1959年起,他连续四年为全省中高级干部讲授《实践论》《矛盾论》,讲稿《实践论浅释》被印发全省,广为流传。同时,他陆续发表数十篇论文,在理论界拥有了许多知音。

  19618月末的一天,一项沉甸甸的使命落到了陶德麟肩上——协助李达,编写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这是毛泽东对李达的殷切嘱托。

  1961820日,李达在庐山养病,恰逢毛泽东也在庐山。他约李达到住所畅谈哲学问题。

  为什么苏联的马哲教科书“一统天下”?我们中国人有那么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什么要照搬苏联的?历时四小时的长谈中,毛泽东多次表露不满,并希望李达以自己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社会学大纲》为基础,撰写一部够分量的哲学教科书。

此时的李达已诸病缠身,手颤厉害,大量写字已有困难,但他并未迟疑便接受了任务。几天之后,他找来了陶德麟。

  陶德麟深知,这也是老师多年的心愿。

在李达看来,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哲史上重要的新阶段,理应受到高度重视。而这次编写马哲教科书正是让世人了解中国人哲学贡献的好机会。

1978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的《唯物辩证法大纲》(资料图片)

  撰写工作开始了。

  难度是巨大的——要系统凸显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独特发展,科学阐发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创新与历史地位,在当时尚属“前无古人”;此外,要讲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学的关系,还要涉及相对论、量子力学等自然科学内容,陶德麟虽然学过普通物理,但这些知识对他而言几乎是空白。他不得不奋力学习,请教物理系教授,常常通宵伏案,浑然忘我。

  遵照李达要求,他写好一章,便当作教材,在哲学系“李达实验班”中讲授,一边讲一边听取意见,进而修改。这样的修改有多少次?已很难历数。

  196510月,38万字的上卷唯物辩证法送审稿完成。收到书稿,毛泽东仔细阅读,写下255字的批注。

  师生二人满怀欢欣,立即着手撰写下卷。然而,突如其来的厄运阻住了前路。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李达被打成“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帮总头目”,遭到残酷批斗,两个多月后含冤去世。

  陶德麟在劫难逃,他的生活顿时变成了黑色。顶着“李达三家村黑帮分子”的帽子,陷入了长达八年的批斗、侮辱和劳动改造,几次遇险,命悬一线,家人也遭遇牵连。

  然而,强大的信念支撑住了他。他坚信,人民不会听任国家就此沉沦,黑暗的局面总会改变。

  “临歧自古易彷徨,我到歧前不自伤。心境长随天上月,如环如玦总清光。”

1974年,风雨如晦的暗夜,他写下这样一首小诗,怀明月之心,默默守候着黎明到来。

 

 

冲破阴霾勇发声

  “乍暖还寒夜正深,残冰犹自伴彤云。池边小草冲泥出,不为争春只报春。”

  ——参加讨论后,他心情激动

  1974年,李达初步平反,陶德麟也总算回到了教师队伍,但仍被视作“有严重问题的人”,处处受限。“文革”结束,举国欢呼,理应是云开日出了,但雾霾真的散尽了吗?

  197727日,“两个凡是”的论调出台。照此推理,“文革”本身并没错,错的只是林彪、“四人帮”对“文革”的歪曲。这让陶德麟更为担忧。

这种担忧,在9月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一次会议后,更为深重。

2007年4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作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出版的

《唯物辩证法大纲》(资料图片)

  会议主题是纪念《实践论》《矛盾论》发表40周年。收到邀请后,已跟外界失去联系11年的陶德麟冲破阻力,赴京参会。邢贲思、汝信、赵凤歧、陈筠泉、陈中立……学者们劫后重逢,感慨万端。

  一个共识在讨论中清晰起来——“文革”虽去,遗毒仍在。只有摧毁“文革”全套理论的哲学基础,才能挣脱“两个凡是”的枷锁。而在支撑“文革”的理论中,一个错误观点必须驳倒——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领袖的“最高指示”。

  冻结十年的冰面坚硬如铁,如何炸开它,释放那浩荡澎湃的春河之水?

  时机终于来了。19785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立即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热烈讨论。支持者众,反对声也格外严厉,“反动且荒谬”“丢刀子”“攻击毛主席”等指责如疾风骤雨,扑面而来。

  陶德麟决心发声,做“实践标准的坚定支持派”。一个多月后,中国社科院在北京召开“理论与实践问题哲学讨论会”。收到邀请,陶德麟再次顶住压力,亲赴会场。火车上,他心情澎湃,提笔写下一首小诗:“乍暖还寒夜正深,残冰犹自伴彤云。池边小草冲泥出,不为争春只报春。”

  陶德麟被推举为第一讨论组副组长,组长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最初作者、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

717日,大会开幕。一种兴奋而忐忑的气氛笼罩在会场上空。

  小组讨论中,多数人旗帜鲜明地赞同只能以实践检验真理,也有人质疑、犹豫,甚至震怒——“这是个什么会?是举旗还是砍旗?我不参加了!”当即拂袖而去。

  不断传来的“小道消息”也加重了紧张空气。“党中央不支持这个会”,“某主要领导大发脾气,说一帮学者在‘开黑会’”……然而,探求真理的渴望与使命感战胜了纷扰,会议继续举行,讨论越来越热烈。

  23日下午,会议闭幕。陶德麟作了大会发言。他针对常见误解一一阐析,从理论上加以澄清,得出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在实践标准之外另立真理标准是理论上的倒退。很快,《哲学研究》第10期就发表了这篇文章。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他找到人民日报的汪子嵩和《哲学研究》杂志的张岱,送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这是三封毛泽东亲笔信的复印件。上世纪50年代,李达正在撰写《〈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和《胡适思想批判》,毛泽东多次写信给他,指出自己文中的不当之处:“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

  这无疑是铁证:毛主席从不讳言自己文章的不妥之处,又何谓“句句是真理”?

  1225日,三封信在《哲学研究》第12期发表,并被广泛转载,对破除“两个凡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怀着思想解放的火种,陶德麟回到武汉,用一场场报告四处播火。很多听众激动得拍红了巴掌,但面露惊讶之色的也不在少数,写满问题的小纸条每次都会递上厚厚一叠。

  一次,在武汉市图书馆的报告结束后,主持人悄悄提醒陶德麟:“如果不把毛主席的话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会不会犯错误?”陶德麟只好解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身就是毛主席的话啊。对方将信将疑。陶德麟当场拿出《实践论》,指着“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的一段原话给他看,他这才放下心来。

  看来,想要打破多年来形成的思想禁锢,仍很艰难。

  陶德麟手中的笔挥得更勤了。《认识的对象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实践怎样检验认识》《真理阶级性讨论中的一个方法问题》……一篇篇文章接连问世,在讨论热潮中引发关注。

  “这其中,《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一文特别被学界推崇。因为在当时,大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已基本接受,但对‘唯一’二字仍有怀疑。而为什么逻辑证明和认识对象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并没有论证过,需要独立研究。老陶就是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从理论上证明了真理标准的唯一性。”陶德麟的“老战友”、武大哲学系教授朱传棨感慨。

贡献不会被遗忘。1995年,这篇文章获得了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此时,距其发表,已过去了14年。

 

 

倾力呼吁“中国化”

  “必须‘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问题,按自己的‘坐标’研究问题,以简明易懂的语言陈述问题。”

  ——与现实脱节的研究令他忧心

  武汉大学哲学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常务副校长、校长……哲学家的智慧经受住了实践考验,也推动了实践发展。在他和同事们的苦心经营下,武大哲学系日益壮大,百年武大也驶上了发展快车道。

  此时的中国正在改革开放道路上摸索前进。随着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群众的迷惘也开始抬头。“我们还需要马克思吗?”“哲学是空话,‘四化’要的是经济效益”……种种论调刺痛了陶德麟。

  “我坚信哲学对一个民族至关重要。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等于抛弃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抛弃了观察处理当代一切复杂问题的最科学的方法。”他接连写下十余篇文章,批驳谬误,激浊扬清。

  然而,捍卫真理不等于迷信教条。他也清醒地看到,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疏远疑虑,和学界的研究取向、传播方式不无关系。

  近年来,一些哲学家专注于和现实脱节的问题,“热心于建构新体系,用一大串涵义不明的‘新’名词、‘新’说法来作推演,弄出一套又大又空的理论,使人读了莫测高深”。更有甚者,不但张口闭口海德格尔、避而不谈中国实际,还把话说得佶屈聱牙、艰深晦涩,他对此十分反感。

  哲学虽然是抽象程度最高的学问,但“理论如果在书斋中自说自话,就只有死路一条。”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躬身走进老百姓中去,才能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

  有感于此,他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响亮呼声——

  “黑格尔说过,‘我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我们也必须‘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问题,按自己的‘坐标’研究问题,以简明易懂的语言陈述问题。”

  这成了他心魂所系的话题。

  2004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隆重启动。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首席专家,他强调编写教材“应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成果”“保持明白流畅的文风”,这成了课题组成员们记忆深刻的“金句”。

  2013327日,一篇题为《践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文章出现在《湖北日报》头版,作者正是陶德麟。

短短两千字通晓流畅,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角度解读中国梦、探寻中国梦的实现路径,鼓励人们胸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走好“中国人自己走出来的‘中国道路’”。

  共鸣很快被激发。短短几天,湖北社科界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大讨论”。4月中旬,经光明日报挖掘报道,讨论热潮迅速蔓延至全国。

  “恰逢其时,触及了当前理论界的重要现实问题。”“讨论反映了知识界的自觉与自责,打开了思想的闸门,应该长期深入下去。”……各界学者纷纷撰文,参与到讨论中来。“小文章”引出了“大文章”,这令陶德麟欣慰有加。

“这绝不是对我个人一篇短文的回应,而是对时代呼声的回应,”陶德麟感慨,“十几亿人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原料,唯有不断探索、提炼,才能产生中国人自己的理论创造。”

 

 

  爱智忧民师道真

  “我深感自己是个平庸的探索者,在浩瀚无际的哲学大海里乘桴而行。而今垂垂老矣,还常常自觉如童稚之无知。然而我并不怨悔。”

  ——桑榆晚境,壮心不已

  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这是陶德麟留给后学的印象。

  “陶先生很保护学生,从不给我们贴标签,从未让我们尴尬,却恰如其分地促人勤学自省。当我成为教师之后,才知道这样做有多难。”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冯平喟叹,“我初任教时,对树立优良学风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豪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诩,所以狂傲至极,动辄‘枪毙’学生论文。学生私下送一绰号:‘四大名捕’之‘温柔一刀’。有次开会遇到陶老师,我以此炫耀,他只轻轻说了一句:‘学生还在学习阶段,不要以你现在的水平要求他们。’此话似当头棒喝,顿时让我看到了自己的褊狭。他让我认识到:师者,首先要是一个仁者。”

  学生写的文章有一点出彩的地方,就要充分肯定;有一点创新,就要及时鼓励。这是陶德麟对自己和教师们的要求。

  对本专业以外的学生,他一样爱才。

  1997年,湖南考生李若晖报考武大中文系古汉语专业硕士。这位年轻人在古汉语方面发表了数篇突破陈说、引发关注的论文,但外语未考过线。得知此事,已卸任校长职务的陶德麟专门写信给学校负责人,力主破格录取:“若囿于陈规,失之交臂,是瞽于识才也。”李若晖终于圆梦,后又考取北大博士,现已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让他牵挂的,不只是学生。

  “校长爷爷,我是附小的学生。我家停电了,我要做作业,怎么办呢?”一位小女孩打来电话。

  “学校施工,水泥搅拌机吵得我们睡不着觉,怎么办啊?”凌晨四点,一位教师打电话来“投诉”。

担任校长期间,年轻教师评职称、学生宿舍漏雨、退休教师要房子……都习惯问他“怎么办”。

  虽繁琐细碎,他却从不敷衍。“这些事对学校全局好像是小事,但对个人就是大事。要办好学校,对这样的‘小事’也要认真解决。”他常一天工作14个小时。

  然而,陶德麟的严格也在全校出了名。

  一方面,他要求学生不要成为老师的“复制品”;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学风严谨,言必有据。他批阅论文的意见有时长达上万字,学生论文达不到合格水平,决不允许提交答辩。

  “我当年论文修改到第三稿时,先生正住院手术,行动尤其说话很不便。我以为他会放宽些标准,不料,先生躺在病床上,照样认认真真地看,仔仔细细地改,毫不苟简。”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倪勇感慨不已。

  “古人说‘不知老之将至’,我是明知‘老之已至’,但有生之年不敢懈怠而已。”陶德麟笑言。

  他对哲学怀有无尽的爱,甘愿探索至最后一刻。年轻一辈身上,寄托着他的厚望与嘱托。在他看来,中国学者皆应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尽管,任何哲学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为万世开太平”,但哲学家不可无此追求。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相统一,才是哲学家应有的境界。

  “陶先生追随真理之心不曾动摇。他的信仰从不因客观环境的变化、别人的闲言碎语甚至打击而改变。这种因真理而生的浩然之气,使他敢于为国家、为人民、为时代发声。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有此情怀。”武大党委副书记骆郁廷感叹。

“胸罗正气常忧国,笔扫彤云只务真。”乘一叶哲学之舟,陶德麟航行于浩渺无际的真理海洋。那搏风击浪的强音是最响亮的召唤,必有后学紧紧跟上,必有风帆在这条勇者航路上继续高扬!(光明日报记者 王斯敏)

载自:《光明日报》2013年11月21日

 http://news.gmw.cn/2013-11/21/content_9551740.htm